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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四季彩票资简报

时间:2021-09-15 | 栏目:国资简报 | 点击:

  关于本文运用作者提出的企业层面产能利用率估计方法和1998-2013年中国工业企业数据,逐一比较139个三位数工业行业国有企业与非国有企业的产能利用率,并分析国有企业改革对产能利用率的影响。结果发现所有这139个行业,国有企业的产能利用率都低于非国有企业,低出20%-40%;总体上国有企业加权产能利用率只有非国有企业的70%左右。本文还发现国有企业改革(国有资本退出)能够提高企业的产能利用率。控制其他影响企业产能利用率的因素后,国有资本退出后企业产能利用率平均提高10个百分点。

  产能利用率低(产能过剩)是中国经济运行中经常需要应对的难题。本世纪以来中国已历经四次大范围的产能过剩。政府制定的节能减排目标中提及到的产能过剩行业数目在逐年增加,从“十一五”期间的11个落后产能行业增至“十三五”期间的19个。一些行业淘汰落后产能速度小于新增产能速度,产能过剩问题日益尖锐。例如,据中国钢铁工业协会统计,2011-2012年全国新投产炼钢产能约1.25亿吨。同期淘汰炼钢产能约3700万吨,新增产能近9000万吨。产能过剩浪费稀缺资源,降低资源配置效率,同时也阻碍产业结构升级。

  一些学者已经注意到国有企业的产能过剩问题可能更加严重(例如,董敏杰等,2015)。其根本原因在于政府控制着国企高管的任免和考核,倾向于将提高就业水平、稳定社会环境、增加财政收入和维持GDP高速增长等多重目标内化于国有企业的生产经营。也就是说国有企业目标多元,而不仅仅是成本最小和利润最大化。相应地,国有企业得到政府更多的关照,例如低价土地、减免税收、更易获取金融资源、较低的资金成本等等。这造成一定程度的国有企业软约束问题,从而一方面生产要素的低成本扭曲国有企业投资行为,导致过度投资和重复建设(孙晓华和李明珊,2016);另一方面政府的“父爱主义”使得国有企业并不能按照市场机制优胜劣汰,落后产能难以被及时淘汰。因此,国有企业总是倾向于积累过剩产能。

  然而至今这方面的研究主要依靠宏观和行业层面数据,并不能直接回答国有企业的产能过剩问题是否真的更加严重。毕竟加总数据平滑掉了企业微观层面的异质性,这不能不使得基于此的产能利用影响因素分析的可靠性打折扣。与宏观分析中常用的代表性企业假定一样,运用行业层面信息的产能利用率估计只是一个近似。本文根据作者提出的企业层面产能利用率估计方法(刘盛宇和尹恒,2016),运用1998-2013年中国工业企业数据,逐一比较139个三位数工业行业中国有企业与非国有企业的产能利用率,并分析国有企业改革对产能利用率的影响。结果发现所有行业国有企业的产能利用率都明显偏低。所有这139个行业,国有企业的产能利用率都低于非国有企业,一般都低出20%-40%。总体而言,国有企业的加权产能利用率只有非国有企业的70%左右。本文还发现世纪之交的国有企业改革(国有资本退出)能够有效提高企业的产能利用率。总的来说控制其他影响企业产能利用率的因素后,国有资本退出后企业产能利用率提高10个百分点。

  产能利用率是企业实际产出与潜在产出的比值。我们采用潜在产出的经济定义,即在当前资本存量下平均成本最低的产出水平,也就是短期平均成本曲线最低点的产出水平。为此,需要估计企业生产函数参数和全要素生产率。

  企业生产函数的估计方法经历了较长时期的发展,其面临的主要困难一直是内生性问题。对企业而言其生产率水平是已知的,企业根据其生产率水平选择可变生产要素的投入量;但对于估计者而言它不可观测的,在估计企业生产函数时生产率水平被放入误差项中。这样,生产要素投入与误差项间的相关性会使得生产函数参数的估计不一致。分离企业生产率的异质性是估计企业层面产能利用率的另一个关键问题。产能利用率的变化源于企业对市场需求的主动反应,这与企业生产率变化的性质完全不同。如果企业生产率是异质的,四季彩平台企业实际产出的差异并不完全是由需求引起的,还包括了企业生产率的差异。例如两个企业使用同样的资本、面临同样的市场需求、生产同样的产出。如果一个企业更有效率(生产率更高),从而其潜在产出更大。如果忽视生产率的差异,显然会高估生产率高的企业的产能利用率。

  自Olley& Pakes(1996)开始,企业生产函数和生产率的结构估计方法得到了长足的发展。其基本思路是设定生产率的演化具有持久性,利用可观测的企业层面变量作为生产率的代理变量,从而根本上解决了长期困扰生产函数参数估计的内生性问题。Ackerberg et al.(2015)是这一思路的最近发展。我们尝试将企业层面产能利用率估计文献与企业生产函数结构估计文献一致地整合起来,提出一种基于企业层面数据、能够准确控制企业生产率异质性的产能利用率估计方法,基本思路见附录1。

  本文国有企业的定义为:企业存在国有资本,即实收资本中国有股份大于0。我们还尝试了另一个定义,即登记注册类型为国有企业,基本结论维持不变。关于行业的界定,为了使分析更具针对性,我们选择《国民经济行业分类》(GB/T 4754-2002)中三位数工业行业,总共有个190(我们将炼铁行业和炼钢行业合并)。排除没有样本企业的行业(6个)、样本太少的行业(30个)和估计失效的行业(5个),我们总共估计了139个三位数行业。

  为了分析国有企业与非国有企业产能利用率是否存在系统性差别,我们对所有139个三位数行业逐一进行估计,得到行业内每个行业每年的产能利用率。然后,我们对这139个逐一进行简单回归,试图回答一个基本问题:排除经济波动的影响后,国有企业与非国有企业产能利用率是否存在系统性差别?表1列示了所有这139个行业的估计结果。可以看到,所有139个行业中国有企业的产能利用率都低于非国有企业,一般都低出20%-40%。而且t检验显示,除了纺织面料鞋的制造9个行业外,其余130个行业国有企业与非国有企业的产能利用率差距都十分显著地。这里包含了几乎所有三位数工业行业,行业间的差异巨大,但国有企业产能利用率偏低的结论却是完全一致的。在细分行业的分析中这种一致性是十分少见的。这表明国有企业产能利用率偏低是一个十分稳健的事实。

  注:“比值”=(国企平均产能利用率-非国企平均产能利用率)/非国企平均产能利用率,即行业简单平均的国企产能利用率比非国企低出的百分比。

  为了分析国有企业总体的产能利用状况及其变化趋势,我们逐年计算加权产能利用率。表2列示的是国企与非国企业的差异,即国有企业组的加权产能利用率/非国有企业组的加权产能利用率。所有139个行业的结果完全一致,由于篇幅所限,我们只列出了主要行业。总体而言,国有企业行业加权的国有企业产能利用率只有非国有企业的70%左右,有些行业和年份这一数值更低,例如玻璃及玻璃制品行业(314)国有企业的加权产能利用率基本上只有非国有企业的一半。从时间上看,1998-2013期间国有企业整体的产能利用状况的差距存在缩小的趋势。

  在世纪之交中国经历了一轮以“抓大放小”为政策目标的国企改革,国有资本在几乎所有行业都大规模撤离。我们的样本正好涵盖了这段特别的时期。这为我们总结国企改革对企业产能利用率的影响提供了很好的机会。我们运用常用的政策评估方法(DID方法)分析这一改革对企业产能利用率的效应。控制变量包括:投资率,当年投资与净资本比率。投资率越高,产能利用率就可能越低。补贴率,当年收到的补贴除以销售收入。企业得到的补贴越多,其实际回报就越高,倾向于更加乐观,从而相应地影响其产能利用率。企业规模,用企业总资产的对数值度量。企业规模可能与企业要素配置效率相关,从而影响企业的产能利用率。出口率,出口与总销售收入比率。考虑到开放经济的影响,出口竞争力的差异也会影响企业的产能利用率。企业年龄。企业经营时间越长,市场经验越丰富,经营就会越稳定。考虑到存在时间非线性效应,加入企业年龄的平方项。回归系数为控制经济波动和其他影响企业产能利用率的因素后,国企改革(国有资本撤出)对企业产能利用率的影响,可以理解国企改革的产能利用率效应。表3列出了主要行业的估计结果。控制变量的符号与预期一样,由于篇幅限制,我们没有列出控制变量的影响。可以看出,国有企业改革能够有效提高企业的产能利用率。总的来说控制其他影响企业产能利用率的因素后,国有资本退出使企业产能利用率提高10个百分点。

  本文旨在从企业数据出发为国有企业产能利用率偏低的论断提供确切的证据。运用作者提出的估计企业层面产能利用率的方法,本文发现在所有139个三位数行业中国有企业的产能利用率确实明显偏低。本文还发现世纪之交的国有企业改革(国有资本退出)能够有效提高企业的产能利用率。

  国有企业产能利用率低的根源在于一方面其目标多元,而不仅仅是成本最小化;另一方面国有企业因特殊的关联能够获得成本更低的要素和各种政策优惠。权衡多重目标和软预算约束下的国有企业经营和投资决策,明显会不同于单纯追求利润最大化和市场成本约束下的最优投资和产能利用决策。从这个角度看,现在的国有企业过度投资和产能利用率不高,与传统计划经济时代的“投资饥渴症”和投资效率低下在本质上完全相同。

  因此,混淆不同类型的国有企业,造成国有企业的多重目标和预算约束软化,不可能彻底消除国有企业投资效率低下和产能过剩痼疾。可喜的是,2015年8月24日《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国有企业改革的指导意见》中提出的“分类推进国企改革”政策、以及2015年12月29日多部门联合发布的《关于国有企业功能界定与分类的指导意见》提出的“分类推进改革、分类促进发展、分类实施监管和分类定责考核”政策,为彻底解决国有企业产能过剩问题提供了思路:

  1. 对于商业类或竞争类的国有企业,应该回归其利润最大化目标,硬化其预算约束,让国有企业成为一个与企业完全一样的市场竞争主体。国家作为股东与股东的目标完全一样,即实现国有资本的保值增值。政府不应该将社会目标施加于这类国有企业,同时也不应该给予对其要素和政策方面的优惠、照顾。

  2. 对于公益类的国有企业,政府应该明确其社会责任、给予其相应的资源。政府应该对其实施严厉的监管,保证其掌握的公共资源严格服务于其承担的公共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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